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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千九百六一章 义利之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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孔子说“君子喻于义、小人喻于利”,“不义而富且贵,于我如浮云”,对于财富极度贬斥,将君子与小人彻底对立,言义者为君子,言利者为小人,对于财富极度蔑视,事实上绝大多数言义之君子,皆家财万贯、丰衣足食……

孟子更为极端,甚至说“何必曰利,亦有仁义而已矣”,对于钱帛甚为贬斥,认为有“仁义”便可穿好衣、吃好饭。

当所有人都在贬低财富、提倡仁义道德,那些穷人便可以安分守己的继续穷下去,哪怕付出了无数的辛勤劳作,却也吃不饱一顿饭,而富人则可以心安理得的享受财富,读书立说、继续那一套“穷得认命”的歪理邪说……

而这一切之根源,在于古代对于财富之认知。

古人对于“财富”之概念,认为天下财富恒定,有人多取一分、则有人必然少取一分。

《道德经》说“天之道,损有余而补不足”,其义乃国家当让利于民,不可与民争利。

在生产力低下、财富流通几近于无的年代,有此认知可以理解。

但是当国家库府充盈、民间财富横流的大唐,依旧操持着儒家用以治世的那一套,不是蠢、就是坏。许敬宗素来自诩“言利之小人”,不以为耻反以为荣,如何看得上儒家口是心非的那一套?追求道德仁义没有错,但谁骗天下人仁义比利益更重要,那就不对了……

孔颖达看了许敬宗一眼,道:“君子耻于言利,非是君子不知利之好处,而是要以此引领社会风气,如若君子言必称利,则天下人趋之若鹜,仁义道德何存?”

他口中之“君子”,非单指道德君子,而是与孔子口中之“君子”一样,是指庙堂之上的统治阶级。 “小人”也非是“道德低下之人”,而是接受统治的寻常百姓。

身在庙堂之上者,要引领风气,使天下人知晓“义重于利”的道理,如果统治阶级宣扬利益为重,则势必再无人言仁义道德,一个只重利、不言义之社会,自然人心混乱、秩序动荡。

许敬宗虽从不自认儒家子弟,但儒学造诣却不低,可却不敢与孔颖达辩论,对方无论学术、地位、威望都远超于他,如何辩得赢?

“我非在意义利之辨,只在乎以往那些错误的财富理论,要以事实告知天下人,财富是创造出来,当举国上下辛苦劳作,农业、商业等等任何方式都会创造财富,财富或会增多、或会减少,绝非恒定不变!”现在很多官员已经逐渐意识到,当财富作为铜钱埋藏在地窖里,这些财富等于零,毫无意义,而当财富流通起来则会出现变量,甚至会在原有的基础上实现增值,简而言之,当财富流通加剧,会越来越多。所以很多人开始谏言,国家的府库、皇家的内帑都不要囤积大量钱帛,而是要将其尽快花出去,无论通过何等方式,只要财富流通加剧,整个帝国都会因此受益。

这就是当下朝野上下之主流矛盾,非是“义利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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