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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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之石”，一般指的是借鉴外国的材料观点，为我所用。中共党史研究，本来是纯粹的国内学问，材料和思想，都在国内，为什么要取他山之石呢？记得八十年代初，中共党史研究因思想的解放和大量材料的披露，出现了一个百花齐放、推陈出新的高潮。那时，国外、域外的一些历史材料和观点，大量进入国内研究视野，引起同行们的极大关注。时任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的胡乔木先生，就非常注重国外的研究动态和新材料。他指示党史研究室专门成立编译机构，译介国外信息。毋庸说，来自国外、域外的研究动向，使国内党史研究得到很多启示，因而起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。后来，我本人也曾在这个编译机构工作过。
来自国外的材料，以外交档案居多，其中中美关系方面的档案，数量既大，又富价值。近年来，随着蒋介石、宋子文、张学良等重要历史人物的日记、信件的公开，域外材料的搜寻热，更被推进一步。在研究的认识方面，国外、域外的观点，琳琅满目，难以瑕接。但大致分为两类：一类是严肃的学术研究，它们从历史材料出发，考证论列，得出比较客观的结论。虽因意识形态差别，国外、域外的研究成果，不一定都能为我们接受，但如研究是诚实、持正的，人们总能从中得到启发。另一类，则很难说是研究，即那些态度敌视、类似谩骂的东西。对它们，只能另当别论了。
过往，我因工作关系，出国访学的机会多一些，因此对那边的“石”比较留意。1997年，我到美国访学，历一年有余，主要是搜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美关系的材料。以后又有几次访美，或参加学术会议，或专门到档案馆查阅材料。本世纪初，我又“半路出家”，做起国外政党研究来。2007年，我在柏林的德国当代历史研究所访学半年，专门研究德国统一社会党（即共产党）的历史和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败亡原因。半年中，不但读了很多书，还访问了不少原统一社会党的老共产党人。此外，为政党研究，我还先后到过罗马尼亚、保加利亚、波兰、捷克和古巴。所到之处，皆紧张问学，四下奔忙。凡所读所想所问，都随手记下来，最终串联成文章。十多年下来，竟积攒了十数篇。从地域上看，北美、东欧、西欧、南美，都涉及到了；从内容上分，有游记、有散记、有论述、有访谈。它们或多或少地保存了史料，记述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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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之石”，一般指的是借鉴外国的材料观点，为我所用。中共党史研究，本来是纯粹的国内学问，材料和思想，都在国内，为什么要取他山之石呢？记得八十年代初，中共党史研究因思想的解放和大量材料的披露，出现了一个百花齐放、推陈出新的高潮。那时，国外、域外的一些历史材料和观点，大量进入国内研究视野，引起同行们的极大关注。时任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的胡乔木先生，就非常注重国外的研究动态和新材料。他指示党史研究室专门成立编译机构，译介国外信息。毋庸说，来自国外、域外的研究动向，使国内党史研究得到很多启示，因而起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。后来，我本人也曾在这个编译机构工作过。
来自国外的材料，以外交档案居多，其中中美关系方面的档案，数量既大，又富价值。近年来，随着蒋介石、宋子文、张学良等重要历史人物的日记、信件的公开，域外材料的搜寻热，更被推进一步。在研究的认识方面，国外、域外的观点，琳琅满目，难以瑕接。但大致分为两类：一类是严肃的学术研究，它们从历史材料出发，考证论列，得出比较客观的结论。虽因意识形态差别，国外、域外的研究成果，不一定都能为我们接受，但如研究是诚实、持正的，人们总能从中得到启发。另一类，则很难说是研究，即那些态度敌视、类似谩骂的东西。对它们，只能另当别论了。
过往，我因工作关系，出国访学的机会多一些，因此对那边的“石”比较留意。1997年，我到美国访学，历一年有余，主要是搜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美关系的材料。以后又有几次访美，或参加学术会议，或专门到档案馆查阅材料。本世纪初，我又“半路出家”，做起国外政党研究来。2007年，我在柏林的德国当代历史研究所访学半年，专门研究德国统一社会党（即共产党）的历史和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败亡原因。半年中，不但读了很多书，还访问了不少原统一社会党的老共产党人。此外，为政党研究，我还先后到过罗马尼亚、保加利亚、波兰、捷克和古巴。所到之处，皆紧张问学，四下奔忙。凡所读所想所问，都随手记下来，最终串联成文章。十多年下来，竟积攒了十数篇。从地域上看，北美、东欧、西欧、南美，都涉及到了；从内容上分，有游记、有散记、有论述、有访谈。它们或多或少地保存了史料，记述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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