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期美国中共党史研究杂谈三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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叉”地带作出成果。因为，中国的政治体制，使她的外交根本无法离开国内的政治经济变动。甚至可以说，中国的对外政策，主要是从国内政治经济的需要发生的。不懂得国内政治经济变化，就无从解释中国的对外政策。在这个意义上，“改变自己，影响世界”的看法，是有道理的。
由此说来，我们习惯使用狭义的“中共党史研究”，与美国的实际状况并不对题，同时也限制了自己的眼界。我们常说，美国人的研究视野比较宽阔。这倒不是因为他们在素质上“优”于我们，而是他们的学术训练，一开始就设置得比较宽。他们的“中国研究”，范围几乎是“无限”的。例如对中国社会各层面的考察，如妇女研究、民族研究、农村研究、当代中国文化研究等等，一无畛域。在美国，你要想当一个“中国问题专家”，或者说，你要能在“中国研究”领域里混口饭吃，就必须“玩命”拓展你的研究范围。这种“功利”性，可能不为我们东方人所齿，但它在事实上却促进了研究的广度和深度。相比下来，我们虽然“不愁衣饭”，可却有“螺蛳壳里做道场”的味道，自己捆住了自己的手脚。如果我们只在传统的“会议式”、“文件式”的党史研究上下功夫，就当然拿不出“世界性”的学术成果来。甚至很难同外国研究者进行交流。
说到底，中国学者对中国的事情最有发言权。中共党史学者的“学术资源”也最为丰厚。关键在于我们要发掘材料、研究材料，在更为广阔的时空范围内思考问题。如果回到本题，我要说的是，不要再使用“国外中共党史研究”的说法，因为它既“文不对题”，又过于“经验”或“狭隘”。我们国内“正统”的中共党史学者，应该扩大自己的眼界，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，把研究的着眼点，转到范围更为广阔的“中国研究”上来。无疑，这是现代学术潮流要求于我们的。
二、近年国外“中共党史研究”点滴谈
为了照顾习惯，我在这里还是沿用“国外中共党史研究”这个概念，“纠错”留待以后。
去年，我同另两位同志合作，撰写了一篇文章，题为《近十年来美国研究中共党史管窥》，发表在《中共党史研究》2002年第5期。说实在话，写这样一篇文章的工作量，要比普通文章大几倍：搜集外文材料、阅读它们、进行研究和归纳，然后再敷衍成篇。毕竟，我们读外文要比读中文困难得多。
这篇文章之所以称为“管窥”，是因为我们对所搜集材料的完整性，没有很大把握。仅美国一家，近十年来发表的有关中共或中国研究的文章，就可用“不可胜数”来形容。我们知道自己是挂一漏万。但即使如此，我们参考征引的文章和著作，也还是相当可观的。从文章看，我们实际认可了“当代中国研究”这样的概念，即有关中国各个层面的研究，都搜罗在内了。但这毕竟还是不完整的，甚至只是线索而已。关于文章所涉及的内容，这里不重复。有兴趣者，可看杂志。
这里“杂谈”的，是我对美国的中国研究和中国问题专家们的点滴观感，既涉及人，也涉及机构，多少带一点“动向”性质。
首先，从狭义的“国外中共党史研究”概念看，称得上是专家的美国人，寥寥可数。如果把话反过来说，在美国，甚至在世界上，真正“钟情”于中共历史研究的人，少之又少。马若德（即麦可法夸尔）教授曾经对我说，他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真正研究中共历史的人之一。据我的观察，他的说法不算虚妄。这就是说，他们几个人的研究对象，主要地是放在中国共产党本身，而不是“相关”或“相联系”的问题上。前文说过，马是费正清的学生。他本人是英国籍，长期在美国哈佛大学执教，出任过费正清中心主任。现为哈佛大学政治系的主任，是美国有影响的中共问题专家。他青年时在哈佛求学，之后回英国，一度出任英国工党议员。他的这种政治经历，对他格外关注中共历史的学术方向产生了影响。他基本是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待中共历史的。他特别喜欢用政治斗争、政治派别的思维模式，来建立自己对中共历史的研究框架。在他最著名的著作《文化大革命的起源》一书中，就充分体现了他的这种思想观点。直到几年前，他还在哈佛大学开“文化大革命”的专题课。听者不绝盈门。而回溯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，他的这个讲座，因为参加学生众多，甚至轰动了美国学界。这是一位执着的中共问题研究者。他的著述，基本是围绕中共问题进行的。
另一位中共历史的执着研究者，是瑞典人迈克尔?斯可恩海尔斯（MICHEALSCHOENHALS）。这是一位中年学者，出身哈佛大学马若德的门下，精通汉语。此人十分着迷于中共历史的研究，以至在哈佛毕业后，由于研究范围所限，竟没有在美国找到合适的工作。回瑞典后，他在斯德哥尔摩大学执教，仍孜孜以求。几年中先后写出若干中共历史研究的著作和文章。前一段时间，他曾与马若德合作，撰写文化大革命的专著。下列文章是他近年的成果，从中我们可以窥见他对中共历史的强烈关注：《1978年的真理标准讨论》（1991年）、《谈文革：红卫兵，干部和政治术语》（1993年）、《1966年至1979年的中央专案组》。应该说，这些文章都有相当深度。专案组一篇，甚至是我们国内至今无人谈及的。据说，他多次利用来中国的机会，到北京潘家园等旧货市场，专门搜集文革时期的红卫兵小报和其他资料，以至将这些东西的价格抬升起来。从这件“小事”，可见他对中共党史的“热爱”。
还有一批美国的中国研究者，值得我们高度重视。这就是所谓的留美学人。称为“一批”，是因为他们在最近的数年中，一起崭露头角。他们中比较知名的有：哈佛大学的黄亚生、弗吉尼亚大学的陈兼、马里兰大学的张曙光、科盖特大学的郝雨凡、犹他大学的黄靖和斯坦福大学的薛理泰等等。这些学者是八十年代初在国内获得学士学位后，走出国门，在美完成博士研习的。同纯西方裔学者相比，他们在研究中国或者中共历史上有着极大的优势。他们的中国背景，是西裔学者无法比拟的。而对于中国的理解，他们同国内学者又几乎没有差别。他们的语言优势，使他们的研究在资料利用上得心应手。他们也可以轻易地将中文成果转化为英文。这种种“便利”，让他们在英语学术界获得了稳定的位置。近年来，在有关中国研究的几个最有影响的西文刊物如《中国季刊》上，这些留美学人的文章占了相当大的比例。他们出版的著作也在英语读书界获得重视。比如薛理泰与人合著的《中国制造原子弹》、陈兼的《中国走向朝鲜战争之路》、郝雨凡的《无形的手：左右中美关系的美国国内因素》和张曙光的《威慑与战略文化》等，都能成一家之言，在立论和资料两方面，创新与扎实兼备。只是，由于职业需要，他们一般都偏向中美关系研究即双边研究一路。从而把专门化的中共历史研究留给了西方裔学者。
在国外研究中国的机构方面，也有一家不能不提，这就是美国威尔逊中心冷战国际史项目。一段时期来，这个项目非常活跃，引来研究者们的关注。
冷战国际史项目的出现，同冷战结束有关。1989年后的苏东剧变，最深刻的影响当然在政治方面，但它不期然地也给学术界带来了一个繁荣。这就是苏联集团的官方档案被大量披露出来。美国是收买这些档案最早和最多的国家。威尔逊中心的冷战项目，就是在这样的时势下面应运而生的。这个项目的宗旨，是联合世界各国的学者，搜集所能得到的档案和资料，用于研究过去深深隐藏在表象下面的冷战进程，特别是各国的决策过程。他们宣称，他们特别关注冷战“另一面”的历史证据。所谓“另一面”，就是指原本的社会主义国家。其中不仅包括苏联的“阵营”，也包括中国、朝鲜、越南、古巴。苏联的历史档案，保存了数量众多的有关当代中国的材料。这是在五六十年代的特殊环境下形成的历史档案。现在已经由冷战中心公布出来的中国领导人同外宾的谈话、文电，数量可观。例如，朝鲜战争爆发前后的中国同苏联之间的来往电报、会谈记录；中越领导人关于印支战争的谈话等等。这些档案绝大多数是我们没有公开的。它们或由谈话对方提供给苏联，或直接是我们同苏联沟通的产物。它们以原件面貌出现。除去是否完整一条外，一般难以怀疑其真实性和准确性。
国际冷战史项目出版自己不定期的刊物《公报》，同时还出版某一特定题目的专刊，称为“工作论文”（WORKINGPAPER）。这些刊物的信息量很大。既有原始文件的披露，也有研究者对新发现史料的综述或研究。例如，WORKINGPAPER第22期（出版于1998年5月），公布了《中国领导人与外国领导人就印度支那战争的77次谈话》。这些谈话是上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里，在中国、越南、老挝和柬埔寨这“三国四方”的领导人之间进行的。材料基本来自上述国家的内部文件。这份材料里包含的中国材料，有的是公开发表过的，有的则是非公开的。目前，已有中国学者利用这份谈话材料，对越战进行比较详尽的研究。
国际冷战史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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叉”地带作出成果。因为，中国的政治体制，使她的外交根本无法离开国内的政治经济变动。甚至可以说，中国的对外政策，主要是从国内政治经济的需要发生的。不懂得国内政治经济变化，就无从解释中国的对外政策。在这个意义上，“改变自己，影响世界”的看法，是有道理的。
由此说来，我们习惯使用狭义的“中共党史研究”，与美国的实际状况并不对题，同时也限制了自己的眼界。我们常说，美国人的研究视野比较宽阔。这倒不是因为他们在素质上“优”于我们，而是他们的学术训练，一开始就设置得比较宽。他们的“中国研究”，范围几乎是“无限”的。例如对中国社会各层面的考察，如妇女研究、民族研究、农村研究、当代中国文化研究等等，一无畛域。在美国，你要想当一个“中国问题专家”，或者说，你要能在“中国研究”领域里混口饭吃，就必须“玩命”拓展你的研究范围。这种“功利”性，可能不为我们东方人所齿，但它在事实上却促进了研究的广度和深度。相比下来，我们虽然“不愁衣饭”，可却有“螺蛳壳里做道场”的味道，自己捆住了自己的手脚。如果我们只在传统的“会议式”、“文件式”的党史研究上下功夫，就当然拿不出“世界性”的学术成果来。甚至很难同外国研究者进行交流。
说到底，中国学者对中国的事情最有发言权。中共党史学者的“学术资源”也最为丰厚。关键在于我们要发掘材料、研究材料，在更为广阔的时空范围内思考问题。如果回到本题，我要说的是，不要再使用“国外中共党史研究”的说法，因为它既“文不对题”，又过于“经验”或“狭隘”。我们国内“正统”的中共党史学者，应该扩大自己的眼界，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，把研究的着眼点，转到范围更为广阔的“中国研究”上来。无疑，这是现代学术潮流要求于我们的。
二、近年国外“中共党史研究”点滴谈
为了照顾习惯，我在这里还是沿用“国外中共党史研究”这个概念，“纠错”留待以后。
去年，我同另两位同志合作，撰写了一篇文章，题为《近十年来美国研究中共党史管窥》，发表在《中共党史研究》2002年第5期。说实在话，写这样一篇文章的工作量，要比普通文章大几倍：搜集外文材料、阅读它们、进行研究和归纳，然后再敷衍成篇。毕竟，我们读外文要比读中文困难得多。
这篇文章之所以称为“管窥”，是因为我们对所搜集材料的完整性，没有很大把握。仅美国一家，近十年来发表的有关中共或中国研究的文章，就可用“不可胜数”来形容。我们知道自己是挂一漏万。但即使如此，我们参考征引的文章和著作，也还是相当可观的。从文章看，我们实际认可了“当代中国研究”这样的概念，即有关中国各个层面的研究，都搜罗在内了。但这毕竟还是不完整的，甚至只是线索而已。关于文章所涉及的内容，这里不重复。有兴趣者，可看杂志。
这里“杂谈”的，是我对美国的中国研究和中国问题专家们的点滴观感，既涉及人，也涉及机构，多少带一点“动向”性质。
首先，从狭义的“国外中共党史研究”概念看，称得上是专家的美国人，寥寥可数。如果把话反过来说，在美国，甚至在世界上，真正“钟情”于中共历史研究的人，少之又少。马若德（即麦可法夸尔）教授曾经对我说，他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真正研究中共历史的人之一。据我的观察，他的说法不算虚妄。这就是说，他们几个人的研究对象，主要地是放在中国共产党本身，而不是“相关”或“相联系”的问题上。前文说过，马是费正清的学生。他本人是英国籍，长期在美国哈佛大学执教，出任过费正清中心主任。现为哈佛大学政治系的主任，是美国有影响的中共问题专家。他青年时在哈佛求学，之后回英国，一度出任英国工党议员。他的这种政治经历，对他格外关注中共历史的学术方向产生了影响。他基本是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待中共历史的。他特别喜欢用政治斗争、政治派别的思维模式，来建立自己对中共历史的研究框架。在他最著名的著作《文化大革命的起源》一书中，就充分体现了他的这种思想观点。直到几年前，他还在哈佛大学开“文化大革命”的专题课。听者不绝盈门。而回溯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，他的这个讲座，因为参加学生众多，甚至轰动了美国学界。这是一位执着的中共问题研究者。他的著述，基本是围绕中共问题进行的。
另一位中共历史的执着研究者，是瑞典人迈克尔?斯可恩海尔斯（MICHEALSCHOENHALS）。这是一位中年学者，出身哈佛大学马若德的门下，精通汉语。此人十分着迷于中共历史的研究，以至在哈佛毕业后，由于研究范围所限，竟没有在美国找到合适的工作。回瑞典后，他在斯德哥尔摩大学执教，仍孜孜以求。几年中先后写出若干中共历史研究的著作和文章。前一段时间，他曾与马若德合作，撰写文化大革命的专著。下列文章是他近年的成果，从中我们可以窥见他对中共历史的强烈关注：《1978年的真理标准讨论》（1991年）、《谈文革：红卫兵，干部和政治术语》（1993年）、《1966年至1979年的中央专案组》。应该说，这些文章都有相当深度。专案组一篇，甚至是我们国内至今无人谈及的。据说，他多次利用来中国的机会，到北京潘家园等旧货市场，专门搜集文革时期的红卫兵小报和其他资料，以至将这些东西的价格抬升起来。从这件“小事”，可见他对中共党史的“热爱”。
还有一批美国的中国研究者，值得我们高度重视。这就是所谓的留美学人。称为“一批”，是因为他们在最近的数年中，一起崭露头角。他们中比较知名的有：哈佛大学的黄亚生、弗吉尼亚大学的陈兼、马里兰大学的张曙光、科盖特大学的郝雨凡、犹他大学的黄靖和斯坦福大学的薛理泰等等。这些学者是八十年代初在国内获得学士学位后，走出国门，在美完成博士研习的。同纯西方裔学者相比，他们在研究中国或者中共历史上有着极大的优势。他们的中国背景，是西裔学者无法比拟的。而对于中国的理解，他们同国内学者又几乎没有差别。他们的语言优势，使他们的研究在资料利用上得心应手。他们也可以轻易地将中文成果转化为英文。这种种“便利”，让他们在英语学术界获得了稳定的位置。近年来，在有关中国研究的几个最有影响的西文刊物如《中国季刊》上，这些留美学人的文章占了相当大的比例。他们出版的著作也在英语读书界获得重视。比如薛理泰与人合著的《中国制造原子弹》、陈兼的《中国走向朝鲜战争之路》、郝雨凡的《无形的手：左右中美关系的美国国内因素》和张曙光的《威慑与战略文化》等，都能成一家之言，在立论和资料两方面，创新与扎实兼备。只是，由于职业需要，他们一般都偏向中美关系研究即双边研究一路。从而把专门化的中共历史研究留给了西方裔学者。
在国外研究中国的机构方面，也有一家不能不提，这就是美国威尔逊中心冷战国际史项目。一段时期来，这个项目非常活跃，引来研究者们的关注。
冷战国际史项目的出现，同冷战结束有关。1989年后的苏东剧变，最深刻的影响当然在政治方面，但它不期然地也给学术界带来了一个繁荣。这就是苏联集团的官方档案被大量披露出来。美国是收买这些档案最早和最多的国家。威尔逊中心的冷战项目，就是在这样的时势下面应运而生的。这个项目的宗旨，是联合世界各国的学者，搜集所能得到的档案和资料，用于研究过去深深隐藏在表象下面的冷战进程，特别是各国的决策过程。他们宣称，他们特别关注冷战“另一面”的历史证据。所谓“另一面”，就是指原本的社会主义国家。其中不仅包括苏联的“阵营”，也包括中国、朝鲜、越南、古巴。苏联的历史档案，保存了数量众多的有关当代中国的材料。这是在五六十年代的特殊环境下形成的历史档案。现在已经由冷战中心公布出来的中国领导人同外宾的谈话、文电，数量可观。例如，朝鲜战争爆发前后的中国同苏联之间的来往电报、会谈记录；中越领导人关于印支战争的谈话等等。这些档案绝大多数是我们没有公开的。它们或由谈话对方提供给苏联，或直接是我们同苏联沟通的产物。它们以原件面貌出现。除去是否完整一条外，一般难以怀疑其真实性和准确性。
国际冷战史项目出版自己不定期的刊物《公报》，同时还出版某一特定题目的专刊，称为“工作论文”（WORKINGPAPER）。这些刊物的信息量很大。既有原始文件的披露，也有研究者对新发现史料的综述或研究。例如，WORKINGPAPER第22期（出版于1998年5月），公布了《中国领导人与外国领导人就印度支那战争的77次谈话》。这些谈话是上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里，在中国、越南、老挝和柬埔寨这“三国四方”的领导人之间进行的。材料基本来自上述国家的内部文件。这份材料里包含的中国材料，有的是公开发表过的，有的则是非公开的。目前，已有中国学者利用这份谈话材料，对越战进行比较详尽的研究。
国际冷战史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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